《一条铁路的完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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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上传者：rtert777 日期：08-08-02 |
1．狂飙突起的爱国行动
——解读《一条铁路的完成》
一、作品主题
1928年冬，17岁的萧红经历了她生平第一次反帝学生运动。9年后，她用生动而不
乏幽默的笔调写就，作品描述了她参加示威游行的经过和当时的心理、情态。她以女性细腻的触觉捕捉时代情境中自我与他人的精神气息，并以有别于传统定势的视角、鲜明的自我立场真实地描摹了当时人们那狂飙突起般的爱国行动。
“走在石头道街又碰到了一个日本女子，……我们就用手指着她而喊着。另一方面，我们又用自己光荣的情绪去体会她狼狈的样子”，“男同学们跺着脚，并且叫着，在我听来已经有点野蛮了”，“我的耳边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也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带来了压力，好象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嘶嘶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没有把握”——
人们的义正辞严似乎显得有些虚弱和可笑。理直气壮的爱国热情与嘈杂混乱的游行队伍与血腥、无奈的运动结果构成了“不和谐”反差，一场正义的运动似乎成了一场游戏。
然而，作品的价值，正在于萧红对历史的尊重。她的每一笔都真实而生动，坦然地再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学生们坚决维护民族尊严的热情，这热情之中也包容着幼稚与困惑的精神因素。做个比喻，萧红所参加的那次示威游行也是百年中国人民反帝救国斗争轨迹中一个具有研考价值的节点。
二、 层次结构
全文按事情的发展顺序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九二八年的故事……我一回头看见了有几个女同学尿了裤子的（因为一整天没有遇到厕所的缘故）。”
这一部分写“我”参加到哈尔滨学生反日护路示威游行队伍和第一天情愿无果的经过。可以分为两层——
先写包括“我”在内的哈尔滨女子中学的学生们参加情愿游行的缘起，即被男同学“攫”入队伍——
“拿长棒的童子军”“冲进了教员室，冲进了校长室”，“我听到校长室里在闹着”。女校长“好象被鹰类捉拿到的鸡似的软弱，她是被拖在两个戴大帽子的童子军的臂膀上”。“有那许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使我想像到军队，又想到马群，又想像到波浪……总之对于这个我有点害怕。”“那些男同学们还满院子跑着，搜索着，好象对于小偷那种形式，侮辱！侮辱！他们竟搜索到厕所……”
书声朗朗的女子中学学生就是这样有些不明所以地，甚至是强行地被拉入了游行行列。然而，年轻的她们却感受到一种兴奋——
“这一切好象有一场大事件就等待着发生，于是有一种庄严而宽宏的情绪高涨在我们的血管里。”
接下来写游行队伍经过日本领事馆、长官公署、教育厅。在道尹署前苦等，而道尹终究没有出来。作者生动地表现了“我”的心理变化——
“可是一出校门不远，连对这侮辱的愤怒都忘记了。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街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周围学生的情绪更强烈地感染着“我”，于是大叫着口号，体会着学运的光荣。同时，作者也以冷静而细腻的笔法记录了光荣背后的狼狈——“这还不算什么惨事，我一回头看见了有几个女同学尿了裤子的（因为一整天没有遇到厕所的原故）。”
第二部分：“第二天没有男同学们来攫”……我听到他们关于受伤的议论和救急车”。
这一部分写学生联合会组织爱国学生“示威”的经过。在抵抗日军修铁路的宣传下，“我”自告奋勇参加了宣传队。队伍在滨江同滨江县政府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作者对事件的简练描述揭露了当局的反动嘴脸，也如实描写游行队伍的的溃乱状态和学生与当局的激烈冲突，真实地再现了这场学生示威运动给一个中学生带来的激动、亢奋与惊心动魄——
“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地嚷着不怕，但我对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来到的感觉好象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我的耳边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也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带来了压力，好象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嘶嘶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没有把握”的忐忑心理，“只一秒钟，我们旁边那阴沟里，好象猪似的浮游着一些人。女同学被拥挤进去的最多，男同学在往岸上提着她们，被提的她们满身带着泡沫和气味，她们那发疯的样子很可笑，用那挂着白沫和糟粕的戴着手套的手搔着头发，还有的象已经癫痫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着……”
“对于枪声，人们象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热烈。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县政府也忘记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第三部分：“第二天的报纸上躺着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
交代这次学生爱国运动的结果：没能阻止日本修建吉敦铁路。
三、写作特点
身在事中又能超出事外，言辞简单而情思深沉。以独特的视角作极度真实地个人化叙说是这篇散文的突出特点。
表现学生运动的作品大多数是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表现学生运动的过程和伟大意义，突出进步学生的形象，讴歌他们的优秀品质。1928年的哈尔滨“一一·九”反日护路运动在哈尔滨学运史上正是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虽然它没能阻止日本在东北修建铁路，但它仍然很好地体现了广大学生维护民族尊严，保护国土和主权不受侵犯的决心和责任感。
然而，作者却并未把叙述重心放在交代事件背景、突出学生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上。与轰轰烈烈的学运场景相比，作者更关注的是这样的时代情境中真实的、具体的存在的人们，尤其是普通人的心态与精神特征。本文正是从“我”这个当时对日本政府的侵略意图并不了解的普通中学生的视角，审视这场学生运动的过程和意义。无论是最初被攫去游行时的懵懂、游行进行中因为被感染而产生的兴奋与骄傲，还是在学联主席宣讲下的热情高涨、自告奋勇，以及面对与荷枪实弹的警察冲突时的亢奋与慌乱……我们没有看到视死如归，也没有看到思想觉悟的快速提高。相反，“至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完成吉敦路’这事情的本身已经被人们忘记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滨江县政府。到后来连县政府也忘记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这一场斗争到后来我觉得比一开头还有趣味。在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我绝对没有见过，但是警察我是见过的，于是我就嚷着：‘打倒警察，打倒警察！’”，“我手中的传单，我都顺着风让它们飘走了，只带着一张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咙从那零散下来的人缝中穿过去”……极度地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作者透过狂放的口号、激昂的誓言，用她的直觉和细腻忠实地审视自己、审视时代的冷静和深刻。
（计静晨）
2．独具风格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却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她本名张迺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一个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张维祯给她疼爱和温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启蒙教师。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进入本县南关小学读书。1925年，又进入本县第一女子高小读书。这一年，她参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难工人的募捐义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话剧中，饰演一个抗拒包办婚姻的姑娘。
1927年，离开故乡呼兰县，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在此期间，对美术和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11月，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修建吉敦铁路的示威游行。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人，父亲即在继母的调唆之下，为萧红订下了一门亲事，并与第一女中的校长串通一气，取消了萧红在第一女中的学籍，被迫返回家里。
1928年冬，萧红经历了生平以来第一次反帝学生运动，那是与课堂上师生斗法无法比拟的。1927年６月，日本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田中义一首相，在东京召开策划侵华的“东方会议”，制定在关外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阴谋。张作霖在日方诱逼下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草案 ，由日方贷款修建长春至大赍、吉林至五常等五条铁路干线。五路一旦修成，就与南满、中东两线贯通，日本可迅速沿线占领东北三省，直达西伯利亚。条约虽签，张作霖采取拖延办法，迟迟不让上马。1928年６月４日，日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乘张学良刚主政东北，威逼其践约。消息传开，延边、奉天、吉林、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相继掀起反日护路示威，反帝情绪空前高潮。11月４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的一中、二中、哈工大、哈政法大学等校代表聚集一中礼堂开会，成立了“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决定次日举行全市学生反日护路示威游行。11月５日，两千余名大中学生上了街。当时女子中学院墙内仍是书声朗朗，一切照常，萧红的班上正在上英语课。她后来在《一条铁路的完成》中用生动和幽默的笔调，描述了她们参加示威游行的经过。
1930年，为了抗拒包办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离家出走，先从呼兰县逃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逃至北京，开始过飘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家中为她包办的那个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诱骗下，萧红与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尔滨，住在道外正阳十六道待的东兴顺旅馆里。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费之后，那个人借口回家取钱，从此一去不返，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遗弃在旅馆里。旅馆老板为了挽回经济上的损失，准备把萧红卖到附近的妓院里去。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得到了萧军、舒群等人的帮助。在松花江发大水的一片混乱中，萧军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馆，送往市立第一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由于萧红产后病重，经济困难，萧军遂将女孩送给了他人。萧红逃出这家旅馆后，与萧军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开设的欧罗巴旅馆里，继而迁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内，开始了贫穷但是相依为命的生活。
1933年，在东北进步作家的带动和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陆续在《大同报》的“大同俱乐部”及“夜哨”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和诗，如短篇小说《弃儿》，《两个青蛙》、《小黑狗》、《哑人》、《夜风》、《叶子》，散文《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诗《八月天》等。从创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萧红还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初学写作者，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节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艺术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从作家着眼的题材上，却可看出她的创态度是十分严肃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响，她一开始创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广大被奴役、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写了一对雇农夫妻的遭遇。在《看风筝》里，她又写了一个穷苦老雇工的遭遇。她深深地同情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她也兴奋地看到了他们的觉醒和斗争。在《夜风》里，她就写了牧童长青和他的妈妈，被地主逼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参加暴动的故事。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初学写作的女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表现出了她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1934年10月，萧红将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夜风》），与萧军的六篇短篇小说合编成小说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帮助下，自费由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威协，萧红与萧军离开哈尔滨，经大连，至青岛，住在观象山下观象1路1号的一座两层小楼房里，与舒群为邻。9月，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时期，前半部的片断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连载。全书共有十七节，在第一节《麦场》至第十节《十年》里，作者用充满感情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他们身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蓝天，脸朝黄土，辛勤操劳，累弯了腰，累跛了腿，还是得不到温饱，受着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在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妇女生下来的孩子也是畸形的。萧红用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生动地写出了几个农妇的悲惨命运。女主人公贫农王婆，是一个饱受磨难的老妇人，她的第一个丈夫虐待她，后来干脆抛弃了她和孩子，独自跑进关内去了。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却贫病而死。她又不得不嫁给第三个丈夫老赵三。在她老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反抗官府，被反动政权枪毙了，她觉得生活无望，愤而自杀，可是在将要埋葬的时候，又活转过来了。另一个贫农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岁，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眼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修改之后，又及时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作出的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嘴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序。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分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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